作為一個僱主，要求轄下員工對公司表達忠誠，那是天公地道的事。若認為僱主的要求有違個人自由，我覺得這種想法偏頗，因為僱員有自由選擇表態留任，或不表態離任，僱主並沒有干預僱員的選擇權。
過往一年，部份支取公帑的議員及公務員，除了公開反對政府，更公然上街遊行抗議政府施政。有鑑於此，政府要求支取公帑的議員及公務員簽署聲明，表明擁護基本法，效忠香港特區，盡忠職守和對特區政府負責。
聲明實屬無可厚非，但公務員公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卻表示，有關簽署安排，或會影響短期合約的僱員，令僱員和求職者擔心，未必願意簽署。而有意加入政府工作的求職者，卻因此而卻步。
緃觀聲明內容，我看不到有令人擔心之處。若認為條件苛刻，可以離職或不投考政府工作。古有捨生取義，即是認為「義」比「生命」重要，故寧願捨棄生命；同樣道理，若認為聲明內容，有違自己良知，那麼就不要勉強自己了，乾脆「慷慨就義」，另謀高就吧！
物品以體積及質量，甚至數目來區分價值，但人類則以才能作為準則。你可以幫公司贃到一千萬，公司給你過百萬年薪絕不出奇。若然你的位置沒有同事可以替代的話，你的叫價或會更高。大家不妨看看部份足球明星，身價可以達到天文數字，皆因他們的位置，沒有其他球員可以取代。
當然，大家在叫價前，要看看自己的議價能力。所謂有麝自然香，只要有能力，不愁沒有人賞識。
在現實生活中，若有人賞識你，表示你具有價值。但價值分為「才能」或可「利用」二種。
故此，當有人賞識你的時候，切勿沾沾自喜，要反思自己的價值。若自己沒有專業技能，明顯有的，只是可「利用」的價值。
可「利用」的價值十分短暫，當事件完結後，你的價值隨即消失。若然被利用做無關痛癢的事，沒啥大不了，頂多損失了時間或金錢，當作買了一個教訓。
若然心思不夠慎密，輕信別人，被「利用」作為破壞社會安寧的一分子。當面對刑法時，切勿抱怨孤軍作戰，沒有得到支援。皆因利用你的原因，就是想置身事外，所有刑責，理所當然，會由你獨力承擔。
日前看到一則關於詐騙防疫基金資助的新聞，一對男女以「易揾公司」騙取政府防疫基金，成功取得8萬元。食髓知味，該對男女用同一地址，再次向政府申領抗疫基金。這次改用另一名字申請，但名字卻十分有趣，名「調理農務公司DLLM Company」。最後該申請人因干犯詐騙罪，被判囚10周。
大家對這公司名字，有否感到面熟？「調理農務」是廣東粗口諧音，DLLM是透過英文字母發音，同樣代表粗言穢語。
假若我是抗疫資助基金批核的官員，當看到這間公司的名稱時，會認為申請人故意玩弄政府人員，故審批時必定更加嚴謹。
若然提供真實資料，官員真的拿他沒辦法。但若存心瞞騙，卻改用一個另類名字，招惹別人的注意。這個人抱的是什麼心態？我一時也弄不清！
近年遭受詐騙而蒙受金錢損失的個案，時有所聞。而政府亦有製作防詐騙的宣傳短片，照道理騙徒成功的機會甚微，但事實卻好相反，受騙損失的銀碼且愈來愈大。
總括來說，部份港人的智慧及分析能力，沒有再低，只有更低。
成見是指對人或事物所抱的固定不變的看法。它的形成，是建立在一定的認識和價值觀的基礎上，由於認識僵化而導致。故此，若不能與時並進，抱陳守舊，判斷力就會出現誤差。若能秉棄成見，將觀察事物的角度拉濶，重新檢視，看法亦會轉變。
我是一個在五十年代出生的地道港人，由幼稚園，小學到中學，入讀的都是教會學校。在殖民地時代，教育體制都是以英式為藍本。讀中學時，學校有四位外藉老師及校長，他們俱來自歐洲。從那時開始，外國人在我心目中，有高高在上的感覺。畢業後，不少同學赴英國升學，令我不勝羡慕，崇洋心理，溢於言表。
少年的我，愛聽歐西流行曲，喜歡看美製電影，尤其是荷李活及美高梅製作。電影將美軍塑造成正義之師，維護世界和平。當年牛仔片大行其道，片中紅番即印第安人，被塑造成未開發的野人。而白人則形象鮮明，愛好和平及警惡懲奸。但現實卻是另一回事，白人進佔美洲時，曾將當地的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，根據歷史記載，由16世紀到19世紀末，大約死亡人數為2500萬人。
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港人，大多數崇尚外國文化，說話不時夾雜一兩句英語。港人對西方文化的响往，可見一斑。
反觀在神洲大地，階級鬥爭從沒間斷。大躍進後，接著就是文化大革命。持續的動亂，導致經濟衰退，民不聊生，物資缺乏。在七十年代初，寄舊衣物及藥油往國內接濟親友，十分普遍。
我在七九年首次回國內旅行，在通過海關時戰戰兢兢，皆因媒體對內地海關有不少負面報導。中國給我的印象，只有「落後」二字。人民的衣著，不是藍，便是灰。配上桂林灰濛濛的天色，整個社會了無生氣。
一九八九年六月發生天安門事件，最後演變成動亂。我曾支持學生，期望中國變成像美國般的民主。吾爾開希是其中的學生代表，跟當時的總理李鵬展開談判，但最後談判破裂，鄧小平下令出動軍隊清場。
從直播中，看到不少暴力血腥塲面，學生及巿民血流披面，坦克被縱火。但大部份媒體，只集中報導學生受傷及巿民被殺，至於軍車被焚毀，軍人被活活燒死等，只曇花一現。傳媒選擇性，或集中在某方面的報導，影响了民眾對事件的判斷。
前年在港發生的暴亂，某些傳媒仍採用這種報導手法。從電視直播中目睹的，跟報章所報導的不一樣。當我看到「警方向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亂槍掃射」的大字標題後，即時停止購買那份由創刋開始追隨的報章。
我曾對該報章的新聞深信不疑，回想李旺陽「被自殺」的報導，看到李旺陽頸上綁上一條粗麻繩，雙腳到地，斜身倚在窗邊。記者指他雙腳掂地，怎可能自殺？故此他應該被殺後，再用繩索套在頸上。這種說法，甚有道理。懸樑自盡，身體必須凌空，否則繩索不能將咽喉鎖緊，造成窒息。
現回心細想，便發覺有乖常理。我相信任何人見到至親懸樑自盡，都會第一時間解下急救，而不是讓身體繼續懸掛，待拍照完成後才作救治。故此，我推算李旺陽曾被解下急救，之後親屬應記者要求拍攝，再用繩索套回頸上。或者因體重關係，未能將屍體回復原先位置，又或者不忍心將至親掛起，結果造成「被自殺」的效果。
外國及部份本地傳媒，對於在中國內地發生的負面新聞，不斷重複，在長年累月的薰陶下，令人對共產黨產生恐懼及反感。
我曾在八十年代回鄉探親，當時的道路建設，跟不上車輛增長，塞車情況十分嚴重。建築物陳舊，沒有保養，跟香港比較，顯得十分落後。故鄉小鎮，地上到處都是垃圾，行人路很久沒有清洗，滿佈汚漬，破爛的部份，也沒有修補。街上的行人，衣著十分樸素。
親友居所比香港寛敞，面積百多平方，沒有裝修。街巿殘舊，到處積水。公交車班次疏落，大街小巷到處都充斥著摩托車，交通混亂，每次橫過馬路，都提心吊胆。
但隨著改革開放，我回鄉的次數頻密了。每回去一次，都有另一番感受。由交通運輸，城巿建設，到居住環境等等，都有大幅度改善。巿面多了綠化，街上清潔乾淨，更建設不少綠道，供巿民踏單車及跑步之用。商場愈起愈大，食肆及名牌店鋪，無論裝潢及規模，都把香港的比下去。
人民服裝顏色，不再規限在單調的灰及藍。穿著外國著名品牌的，大有人在。配上名牌手袋，十分時尚。新一代的年青人，已沒有上一代的土氣。摩托車幾乎絕跡，取而代之的是小車，有本地製造，也有外國進口。
親友的生活質素，可以用三級跳來形容。表姐由舊城區的舊式樓房，搬到有升降機的花園洋房，居所設有物管。樓下花園，設有乒乓波枱，供住戶消閒。表姐的小車更可以駛進地庫，由地庫轉乘升降機，直達四樓住所。
人民生活大幅改善，可以自由到外國旅遊。政府若不得民心，國民理應利用外遊機會，流亡海外，但事實卻是另一回事。當然在法制及管治方面，仍有待改善。但當想到要管治56個民族，共十多億人口時，若要做到面面俱圓，只是痴人說夢。
有人持相反意見，認為自由民主比物質温飽更重要。認定在共產制度下，會𧗠生貪汚及專制政權。事實上，貪婪是人類天性，不限於任何制度之下。民主國家元首，因貪汚成階下囚，大不乏人。遠的不說，單看香港，也有許仕仁及前任特首曾蔭權。
沒有人希望香港出現像前年的暴亂，但這塲暴亂，也有其正面作用，就是將西方的偽善，及雙重標準表露無遺。平日不時將民主自由掛在口邊的西方政客，同一情況，在自己國家發生的，定性為動亂；但在香港發生的，卻是美麗風景線。
同學在過往的聚會，話題從不涉及政治，故不清楚大家的政治取向。自暴亂後，同學間出現了矛盾，分裂成兩派。有對中國保留敵視，亦有從現實中分析，開始轉變對國家的看法。是次暴亂，既加強了同學對國家的觀念，同時亦淡化了對英殖時代的眷戀。
最近澳洲總理宣布，由於印度疫情失控，禁止澳洲公民從印度回國，違者最高監禁五年及罰款六千澳元。對於澳洲政府此舉，國際上連丁點反應也沒有，令我有點錯愕。是認同或是其他原素？真的不得而知！
我相信以上宣言，若是由中國總理發出，禁止中國公民從印度回國，定必引起美加及歐洲諸國的冷嘲熱諷。而本港的「正義之士」及大紀元，肯定趁機大造文章。故此，傳媒的偏頗報導，故意抺黑，及國際政客對中國持雙重標準等等，都是令我改變對中央政府的看法。
<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> 一語出自《老子． 58章》，意思是說即使面對災禍，可能幸福正依旁在其中，相反，面對幸福，要不忘災禍正潛伏在當中 這兩句話的意思，是災禍與幸福兩者是互相依存，可以互相轉化。禍是造成福的前提，而福又含有禍的因素。我們不知道那個是源...
